有个作者当年明月写了一本书《明朝那些事儿》，硬是把一段枯燥无味的宫廷斗杀*权更迭的历史写得风生水起，尤其是用当代的语言穿越到古代去，既通俗易懂又妙趣横生，很好看好畅销。
因为他没有申请专利吧，也许这个名字无法申请，结果一大堆模仿它名字的各个朝代不同国家事儿的历史小说就相继问世了。什么《南朝那些事儿》，《清朝那些事儿》《民国那些事儿》《英国那些事儿》《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事儿》等等，但都没有《明朝那些事儿》好看，毕竟那才是正宗的，原汁原味。
我呢，觉得“那些事儿”用得挺好，风趣又随意。于是，我也用来写下这篇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小说《我的那些事儿》。分三部分：读书那些事儿；教书那些事儿；情感那些事儿。
现在回想起来，读书也好，教书也罢，事业也好，情感也罢，多多少少都带点传奇色彩，这里分开来写，算是我人生三部曲吧。
小说中涉及某些人某些事，纯属虚构，千万别对号入座。这个声明挺有必要，因为写书的人和编史的人差不多，不可能一一都记得清清楚楚，总有一些与事实不符，总有一些杜撰，添油加醋，那才叫有味儿，才叫无巧不成书，才叫生动曲折。再说，如果有人想找理由找碴儿打我官司，没门。
读书那些事儿，我也分为三部分，一是初中以前的读书，一是师范中专的读书，一是大学时汉语言文学专科和思想*治本科的读书。
我的读书过程简直就是一个传奇。
九岁才上学读书，在农村里读完初一，转到县城小学又倒退回来读五年级。然后，考上县重点中学，初中毕业就报了一个不需要学费还提供伙食和助学金的师范学校。中专毕业后还是不知天高地厚，糊里糊涂被分配到一个远离家乡四十多公里的海边渔村小学去执教。三年后，再次考上湛江教育学院读大专，二年，毕业后借助亲戚关系，分配到县城中学教书。教了六年初中后，又考上广州读本科，校名叫广东教育学院，从中文大专顺利转型到*治本科。
说来也奇怪，我所读的学校校名，除了我故乡宾合小学没有改变外，其他的都改了。后来让我填档案时都觉得难为情，不知怎么填。填原来的嘛，那个学校已经不存在了。改填现在的嘛，觉得像是占了人家便宜，因为自己没有在现今那个学校读过书。
我料想没有其他人像我这样，他们一般都是一次性地把书读完，然后找工作，而我一波三折，分几次才结束学业。从九岁到三十五岁，才算把书读完。其中辛酸只能我才能深切体会。
如果用现在的教育观点，千万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那我在最不应该输的起跑线上就输得惨败。这是我曲折读书经历的开端。这个端开得不好，造成以后什么都不顺利，正象曹雪芹先生说的贫因潦倒，未富先老，以至一事无成。
以上是本书的开头。
第一部：读书那些事儿
（一）
也许有读者好奇，我为什么要等到九岁才读书呢？为什么读完初一又倒退回去读五年级呢？听我一一道来。
我先交待我九岁以前的事儿。
从出生到九岁，是国家处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治灾难双重暴发时期。那时候的母亲，不会忧国忧民，只为她最小儿子的身体担扰。
母亲四十八岁怀上生下的我，是个多病儿。象林黛玉一样稍有风吹草动，就发烧咳嗽，浑身不舒服，气喘不停。
我经常患上气喘病，在当时雷州人俗称“流夏”，医学上叫支气管急慢性肺炎。每到发作时，气促胸闷，喘叫个不停。呼吸相当困难，伴有难听死了的哮鸣音，像猪睡觉时发出的那种声音。我当时那难受呀，想死了的心都有。
可母亲却不想我死。我是她最小最虚弱的儿子，她的慈爱有增无减。经常为我寻医问药，虽然效果甚微。依我来看，这多数是因为身体营养严重不良造成的，因为我现在几乎没有见到有人患有这种哮喘病。后来有人介绍说，如果吃了艾子饭就会好转。于是，在大米奇缺的情况下，母亲为了治好我的病，经常开小灶，到野外寻摘些艾子回来，把叶子扯出来，细细地切碎，然后用猪油炒一遍，再搅拌进洗好的大米里煮熟，让我吃上艾子叶和大米伴煮的干米饭。
雷州半岛的艾子
实话说，这艾子饭不是很好吃，有点苦涩的味道，但为了身体，为了治病，在母亲的鼓励和强迫下，每次都吃了个精光。
有一个人，对我的生存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叫陈兴生，原先是个教书先生，也是草头医生，只是无证行医，我们一家都叫他兴生兄。
中国任何的*治旋风一旦刮起来，总会狂扫到每个城市每个乡村的角落。地处雷州市西湖水库西北岸的小得不起眼的宾合村也不能幸免。兴生兄家庭出身不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划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原本教书的职业也丢了，回到村里放牛。村民都知道他有些文化知识，有些医术，身体有问题私下也找过他。我母亲为了我，经常去找他来看病。
听说过“打鸡血”一词吗？现在的人只知道它是来形容鼓励一个人，或者描述某人陷入情绪亢奋状态中。可是在当时，它竟然真的成为一种保健疗法。这是年流行于某省"上层社会"一种的时髦。其"缘起"是，某国民*"中将"*医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判了死刑，行刑前献出这个"打鸡血秘方"以求自保。称其疗效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治愈百病;在台湾的蒋介石就靠鸡血活着。结果在当时的大陆风行一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上网查查，知道得更详细些。
兴生兄当时这种身份和地位，不知道是怎么得知这种疗法的，并且告诉母亲。在母亲恳求下，我本人真的让他实践了这种疗法，至少让他注射过一次。
打鸡血
听母亲回忆，在一个比较暗淡无光的夜晚，兴生兄悄悄地带着药箱来到我家。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只公鸡，她交到兴生兄手中，只见他针筒扎进鸡肶，把鸡血抽出来，约有一百毫升，然后从我屁股肌肉里注射进去。
那时的我瘦得皮包骨头，用瘦骨嶙峋来形容一点不过分。母亲说，瘦到无法用针直接扎进去。她说兴生兄一手捏住皮用力往外拉，一手再扎针。兴生兄还对我母亲说，看情况，这孩子难成活。可是，母亲不会轻易放弃我，就算是死马也当成活马医。她抽泣着说：“你尽管打，是瘫是死，责任都跟你无关。假如我有福，孩子就不会离开我。”
这的确是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这种疗法当时才刚刚兴起，而且兴生兄又是非法行医。假如我死了，他会真的无责任吗？但他无法拒绝母亲的哀求。当时给我注射后，我突然昏睡过去，当时母亲喊我捏我，我都没有反应。她以为我不行了。只是摸到我还有脉搏跳动，守着我一直恸哭。直到过了一个时辰，我才睁开一眼睛，叫了一声妈，母亲才停止哭泣。不过，以后再也不敢随便给我注射了。
用现代医学观点来看，这种打鸡血治病是很荒唐的，稍有差错就会要人的命。可是，我当时竟然涉险过关，平安无事。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鸡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毕竟我身上的血液，永远和鸡的血液流在一起了。
当时我这样的身体，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至于进学校读书，那可是奢侈的事情。
我读书之前的事，除了生病，就是帮家庭做家务，干杂活：去放牛，去扯牛草猪菜，去扒树叶。如果是放牛，和兴生兄在一起时，会经常听他讲一些西游水浒三国的故事，听听雷州本土的笑话和神话。后来他也教我认字写字，所以，虽然我上学迟，但我认字识字可不迟。
我还记得那时认字识数的情形。在放牛的坡地旁边，找块沙地。兴生兄叫我找来小棍子，折断，然后在地上写着，我就跟着模仿。好像抗战剧里的八路*战士也是这样学习的。我记得我认字最早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万岁”。这在当时所有的墙壁和柱子上都用红色的漆油写着。
可以说，陈兴生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至少在我母亲心眼中是这样认为），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好人有好报。文革结束后，他将近六十岁，幸运的他还健在，后来恢复了工作，又娶了个妻子，并生了个男孩子。用我们农村话来说，终于有人承继香炉了。
(二）
因为童年时的我体弱多病，也因为兄弟姐妹多，家庭经济困难，九岁时母亲才给我报名上学，那时应该是公元一九七三年九月。
当我提着”书包“走进我的第一所学校，我心情很高兴。虽然我的家距离学校很近，不足五百米，但第一次上学，母亲还是亲自送我到学校，把我交给了符任农校长，一个年约四十岁的秃头的叔叔。后来，我才知道他还是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我母亲热情地跟他打了招呼，并把我交给他。他当时走廊里蹲着吃饭。他笑着应了一声，急忙地解决了早餐，摸了我的头，拉着我的手，带我到教室去。
当时的中国农村学校校园建设几乎是零投入。校址通常选在祠堂里或是仓库里或是别的可以遮风挡雨的棚棚里。这和当今豪华的校舍校楼有天壤之别。宾合小学也不例外，只不过有点幸运，就办在部队的驻地营房里。听说这个营房是当时为了解放海南岛的南下大*建起来的，后来部队撤走了，就留下来给村里办学校了。
当时的老营房，后来的学校
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除了二三栋并列的营房，就是打水的轱辘井了。前面有一片开阔地，上供部队操练用的，现在成了学生的操场加球场。校园面积到底有多大，你无法计算。旁边就是坡地，种满茂密的榕树及高大的桉树。再下面就是村民的住宅区。
开学的第一天，如果不是一件事让我伤心的话，我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教室空间很宽敞，还有敷满杉木的天花板。还有统一崭新的课桌，只是配上高低新旧不一的坐椅，当时学校所有椅子凳子都是学生自带的。课本是新的，作业本是新的，书包也是新的，还有什么令我不开心呢？
这就是蒲草织成的装书笔的草包
不开心是比较出来的。因我发现我的书包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书包是用布制作的，我的是母亲用蒲草织成的，说难听一点它不叫书包叫“草包”。我放学后就哭着回家去，缠着母亲给我换书包。当时母亲正在树下织草席，立马站起来问我什么原因，我就说不要草包。我当时怎么知道布书包是属于奢侈品呢？母亲努力地劝慰我好久，说哥哥都是用这种书包装书，并答应我等有钱了就给我买个好看的布包，我才用五指指背抹了抹鼻涕，止住哭声。
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符任农，这个头有点秃的校长给我最深刻的就是背书（背诵课文）和留堂（饥饿体罚）。
给他教过的学生，几乎都是多次留过堂的，而我唯一只有给他留过一次。当时的语文课本都是*治运动的内容为止，歌颂领袖歌颂祖国，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我身体不是很好，可我智力还可以。虽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但至少多读几遍就能记住念出来。
当我依时回家吃饭时，邻居阿伯问我，怎么不见阿兆回来呢？阿兆是我同班同学，他是经常让符老师留堂的。因为在规定的时间内背不出来，如果背不出来，必须继续念书，直到背出来为止。我幸灾乐祸地回答说“阿兆让符老师留堂了。”
很多家长都为此到学校求情，说：
“符老师，先让我孩子回家吃饭好不好？”
此时，符老师也许是在走廊中临时搭建起来的三脚灶上煮饭做菜，也许正捧起大磁碗往口中拨着米饭。他瞪了对方一眼，反问道：
“你想你孩子乖还是不乖？”
“当然想乖啦！”
“那想不想他肚子里有料？”
“那还用说？”
“那就对了，不背完书，肚子里能有料吗？”
符老师从来不松口，就是村干部来求情都没用。背不出来决不让你回家，那怕拖到下午。
我是经常得意洋洋的，见到背不出书的同学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我很骄傲。因为我基本上总是第一个背出来的。可是，有一次，就在其他同学都背完后，想不到符老师又叫我再背。我说符老师我已经背了呀。他说，我知道，背了再背。我没想到他会杀回马枪，根本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有点紧张。我只好再次站着大声诵读：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背着诵着，我再也背不下去了。
“留堂”他铁面无情地当众宣布，我的脸当即像火烤了似的红了起来。更可气的是，当我背熟后去找他考核时，他竟然借口要睡觉，叫我等一个小时后再来。
远去的煤油灯
从此，我在符老师面前，再也不敢怠慢了。就是夜深了，背不好书，完成不了作业，也要点亮一盏玻璃制成的葫芦形煤油灯，在朦胧的灯光下，把书背好，把作业写完，才放心睡觉。
上图的那种煤油灯，正是陪我走完宾合小学读书的山路。那时，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要回校参加晚上自修了。大家各自提着灯走着，然后在各自的桌子上停放妥当。这情景，远看起来，像荧火虫一样，沿着山路，慢慢地飞到教室里，发出橙*色的柔和的光，煞是美丽。
当然，那个时代读书，只是图个名声。像这种给符老师教书传授管教的机会很少。在教室里上课的时间比不上在外面活动的时间多。我们经常放下课本，到野外参加劳动，美名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是帮助生产队，或是在学校的种植园里。要么是插秧，要么是施肥，要么是收割，要么是积肥等等。总之有干不完的农家活。除了农忙假，其他时间只要学校接到通知，课说停就停。还有列队去参加各种斗争大会，审判大会，电影播放宣传，我们学生都要去凑热闹。实际上，我们在学校里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
年轮转到了公元一九七九年，国家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实施了闻名中外震撼后人的改革开放。不再实行集体生产了，而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这个不知道怎么也影响到教育。总之，学生人数比较少的农村，撤走了“戴帽”初中。我刚读完初一，就得自谋门路，找学校继续读书去。后来我在大哥的帮助下，转到县城雷州市第三小学（当时称海康县革命小学）。因为担心赶不上初二课程，初一又没有转学指标，只好倒插五年级，再次回炉读书。
我转到县城后，再也没有见到符任农老师了。他的印象，仍永远留在我脑海里。
(三）
感谢我母亲，她是大字不识一个的中国千千万万妇女中普通的一位，但她有个观念，只要孩子愿意读书，都会送到学校里去，不管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就这样，我们家排行最末两个兄弟就转到县城读书了。
哥哥在红旗小学（现在的第一小学），我呢，在革命小学。当时学校的名称都得带有*治色彩，雷州县城还有另两所小学，分别叫解放小学和红卫小学。
毕竟是县城里的小学，毕竟是改革开放了，重视教育了，新学校让我大开眼界，见闻也大不相同。从此，不再边读书边劳动了；从此，可以听到个别老师纯正的普通话教学了；从此，可以接受正规的知识传授和文化教育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十五岁了，应该属于少年了，但我还得以儿童身份读书。
当然，对从农村来县城读书的我来说也有一个麻烦，得找地方吃住。母亲有个最亲姨妈，我叫她小姨，嫁在效区东门，只是我不知道它是农村还是城镇。正傍靠着城，往西跨一步，就是城镇，可是环境卫生跟农村一模一样邋遢。村民主要是种菜种水稻为生，卖菜为主。
小姨住宅很大却很破旧，听说是打倒地主分来姨丈的。子女非常多，有八个，二男六女。为什么这样，你知道的，肯定前面是女孩子。雷州的重男轻女是很严重的，除非是没方法，不然不生男儿不罢休，生了还得双保险。
我和我哥都转到城市读书，就住在小姨家。开始和小姨家人一起吃。但是毕竟小姨家经济并不宽裕，子女又多，伙食费不给不行，给嘛，又不知道如何算，后来干脆分开吃了。我们不会因此埋怨小姨一家，事实上，他们还是对我俩照顾周到，有什么好菜，总会挟带些过来。
我们兄弟俩煮饭。从此，每个星期天晚上，在宾合到东门七八公里远的道路上，都可看到我们挑着米柴，一头是装进布袋里的大米，一头是一捆劈好的木柴，艰辛地行走着。每天放学后，兄弟俩轮流做菜煮饭。有时因为下雨，从学校到住宿地方还有约一千米，有时吃钣都不准时。后来我哥打退堂鼓了，不读了。母亲也劝过他，你不读以后不要后悔哦，如果弟弟有出息了，你不要怨言。哥哥仍然坚持退学。一家人，到此为止，只有我读书了。
在革命小学，我遇到一位好老师和一位“坏同学”。
王媚珍老师刚从师范毕业，正好执教我们。她的外貌象她的名字一样，妩媚珍美，一个典型的东北美女。她父亲是南下大*，东北人。由于遗传因素，她皮肤白里透红，象晶莹的珍珠一样洁白，身材苗条娉婷，性格温柔和蔼可亲。
多才多艺的王媚珍恩师
当我从农村转学到城里读书时，城里的调皮孩子总是欺负我，不是给我起外号，就是随意打骂我。有几个小混混，见到我是从农村来的，又发现我的成绩不错，就围着我，说“博肚朝，肚子真是博哦。等下语文测验时让我看看，不看就有你好看的。”我不理睬。当我全神贯注地写答案时，旁边的雨田同学就推我的肩膀，小声地说：“放开手，给我看一眼。”我害怕地瞧了王老师，她正盯着我呢，我就把试卷掩得更严实了。结果考试完成后，雨田和其他人就把我挡住，其中一位就用巴掌扇了我的脸，还说：“博肚朝，你算老几。”我不敢反抗，只有嘤嘤地哭着。
“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打同学？”王老师及时出现了，她看了我的脸，有点肿，就严厉地责备了他们。并警告他们，再有下次就不客气了，报告校长开除。他们这才灰溜溜地跑了。
王老师年纪轻轻，富有同情心，总是站在我这个弱者一边，严厉地对那些欺负我的同学进行了批评。我当时真的很感动。在我读了魏巍先生写的《我的老师》后，我更相信王老师几乎就是蔡芸芝先生的另一个版本。
王老师也是教我语文的，她读书的声音很动听，教学态度非常认真。可是，那些调皮学生常常跟她作对。有时她带头示范读书，他们就在下面恶作剧，鹦鹉学舌，或是乱起哄。有时气得她嚎啕大哭。看到自己喜欢的老师给同学气哭了，我感到难受，但我无能为力。那时的我，恨不得自己是拥有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冲上前去，恶狠狠地教训他们。
王老师经常带我们背诵古诗文，布置我们抄写课文，教我们写日记。我总是认真地完成她布置的作业。“白日依山尽，*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她那带有少女磁性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在背诵中，在抄写中，优美的诗文感染了我，熏淘了我，我的爱好文学应该就是从这里这时起步的。我从此，每天坚持写日记，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年。
我倒退回来读书，又遇到良师教诲，得到严师指导，在小学升中考试时，我当仁不让地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重点县中——海康第一中学。在离开的最后那天，还是王老师把录取通知书郑重地放在我手中，对我说：“朝君，好好学，你是我最棒的学生。”我激动得差点流下眼泪。
已经退休的王媚珍老师
我至今还和王老师保持联系。她在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后，还怕我粮食不够吃，给我寄了二十多斤的粮票。后来听说不久结婚了，然后调到珠海去了。见面的机会很少，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