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只有存活于生活中 文化力量方会显现_文化考古_雅昌
前不久，香港特首曾荫权在其连任后的首份施*报告里专门谈及如何保护香港的文物，话音尚在绕梁，中式古建筑“景贤里”被神秘新业主清拆，在香港引发了一场民间团体倡导、*府呼应的文物保护风波。最终，私人物业首次被*府列为暂定文物，清拆工作暂停。 事件折射出一件善举的实现需来自几方面力量的合作。首先，要感谢文化传媒工作者的宣传，如果不是这栋大屋因为其独特的古韵，而屡屡上镜，恐怕还养在深闺无人识，沉默中被人拆成瓦砾绝非难事。其次要感谢民间文物组织长春社，若不是他们将这件事不断放大，使更多的人去关注它，使*府能够于百忙中知悉情况的来龙去脉，那么景贤里内纵有多少乾坤，也照样付之东流。 *府能够合理运用行*手段，而不是人为地拖延时间也值得称赞。最后，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人也值得我们尊敬，那就是那位神秘的内地业主，毕竟在这件事上他没有采取半夜开工，趁人不备把生米煮成熟饭的伎俩，而是保持了对法律对民众意愿的尊重。从9月开工到10月停工，如果他想这样做，应该有充足的时间。 保护文物的意义我们在此不必赘述，我们的生存需要一个有所传承有所寻找的人文环境，而文物就是这精神家园里一棵棵或参天或平常的绿树，离开了它们，我们的精神世界也离荒漠化不远了。 但精神产品毕竟很难有具体指标来表述，就像景贤里一样，到底是不是文物还需要*府最后的鉴定。而且类似鉴定的工作量比较浩大，仅凭*府之力去一一甄别，并不现实。何况，当精神需求与物质需要相冲突时，屋子首先用来住还是用来参观也是一个矛盾。就像北京将一些旧民居列为文物保护范围后，当地居民并不领情，反认为限制了他们改善生活条件。景贤里事件中，公权力与业主的私权利其实已经产生对立。 文物保护折射的是公民以及整体社会文化发展的真实程度，撇开社会的发展现实，奢谈文物保护是没有意义的。而对于文物的保护，我们不妨借鉴曾特首施*报告所述，不要将文物单独地从生活中分裂出去，而是将其作为市民活动场所，一方面有经营收入良性循环，一方面真正使市民在耳濡目染中领略文化的力量。只有这样，人们才会真正将文物视为自己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力量才会逐级显现，人与人之间的共识才会趋向结成。 景贤里事件给我们最直接的启示或许是：一个公民社会或一个法制社会，才是文物保护这个命题真正实现的基本前提。